方绍伟：西方的繁荣为什么是政治制度带来的？

西方的近代繁荣是西方精英民主的结果，后来的西方大众民主也使西方延续了繁荣，但是，非西方国家搞西方民主却未必能有持续繁荣，非西方国家不搞西方民主也未必不能有持续繁荣。不幸的是，已有理论在统一解释这三个现实情况时陷入了困境。例如，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包容制度论既无法解释近代西方崛起时的政治不包容，也无法解释当代某些非西方国家采用了包容政治制度后的不发展，更无法解释当代某些非西方国家不采用包容政治制度后的持续发展。笔者提出的新理论试图摆脱这个理论困境—-繁荣的关键不是西方民主，而是民主和集权都可能带来的高水平的政府禀赋。

问题来了：为什么西方民主能给西方国家却无法给非西方国家带来繁荣？西方的繁荣是否可能是对外掠夺、技术引进或西方的多国竞争环境带来的？采用了西方民主的非西方国家是否可能是因为西方的掠夺才无法繁荣的？政府禀赋又为什么才是繁荣的关键？

首先，关于经济繁荣的理论存在生产关系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资源决定论、政治制度决定论、对外掠夺决定论、国际环境决定论、自由市场决定论、政府政策决定论等等。在这么多的理论面前，我们如何判断哪一个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呢？

判断不同理论的解释力要先区分立场至上、证据至上和理论至上三种情况。立场主义者不看证据或选择证据，偏向于按照是否于己有利来选择理论；证据主义者看经验证据，但对证据的理论依据和逻辑分析却未必通透；理论主义者认为证据只是底层理论或潜理论的体现，证据是潜理论的结果而不是表面中性的经验观察结果。

依此，对外掠夺决定论显然是一种立场至上论：讨厌别国掠夺，所以觉得别国一定只能是靠抢致富的。近代西班牙比近代英国更早更多地进行对外掠夺，可经济更早起飞的却是英国而不是西班牙。国际环境决定论认为，西欧的多国竞争环境导致了西欧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起飞，可是，这个理论既无法解释其他地区的有竞争无发展，也无法解释西欧内部各国的发展先后。技术决定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欧的近代技术突破是靠引入中国的古代技术取得的，可是，引入中国古代技术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其他地方没能象近代西欧那样能率先崛起？显然，问题根本不是技术引进和突破本身，问题是利用和发展技术（或资源）的社会机制是否更有效。类似地，政府政策决定论忽视了政策对制度的依赖。上海交大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战争、枪炮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令人惊讶地汇集了上述错误理论来论证近代西方的崛起，可谓是高情商、低智商的经典。

相比之下，政治制度决定论有更大的解释力。因为国家政权对一个社会的正负影响比任何其它因素都大，没有国家力量去克服人类的合作困境，自由市场不可能发挥作用；没有国家力量去协调好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不可能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如果国家过分压榨社会，社会也不可能有发展的活力。近代英国的起飞正是在君主立宪或精英民主之后开始的，所有其他因素（如分工深度和市场广度）对英国崛起的作用也是在这个政治制度主因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政治制度使其他因素的作用无之必不然，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要素推移叠加原理。

但是，近代西欧北欧也存在有君主立宪无经济起飞的情况，当代世界更是充满有民主无发展的案例，这显然对制度决定论构成了挑战。其实，幼稚版本的制度决定论只看制度确立，精致版本的制度决定论，还要看更重要的制度运行以及体现在制度运行中的文化特征。如果没有适当的文化规则（特别是法治文化规则）的配合，制度决定不了经济发展。显然，如果只有君主立宪限制王权却无强大的议会和有利的行为规则在运行，立宪只会是一纸空文，这也正是那些有民主无发展的当代后进国家的困境。

精致版本的制度决定论是一种概率意义上的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故问题不仅仅是制度的包容性和攫取性，不仅仅是制度细节（包括最重要的首脑个人作用及首脑任期制度）中的文化含义和文化惯性，问题还在于包含文化特征的制度运行结果如何体现着政府能力、政府限度、政府秩序、政府作为，这四个方面正是决定了经济繁荣能否出现和持续的政府禀赋，也是不同文化特征的民主制或集权制出现不同水平的政府禀赋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制度文化是超主体的源动力，政府禀赋是强权主体的责任落实及特征维度。首脑个人作用及首脑任期规则的制度文化惯性，则是特定社会中决定政府禀赋和经济发展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本文所概述的“以政府禀赋为核心逻辑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也叫“新统一增长论”，它解决了所有其他理论的单因独断、多因无协调、综合缺核心逻辑、比靠潜理论穿透力更靠虚名和煽情等四大困境（有特别兴趣的朋友可通过微信向笔者索要长篇论文《计量增长史学的困境与出路：以阿西莫格鲁一篇有严重错漏的诺奖论文为例》）。新理论不可能穷尽真理，但它显然比已经获得经济学诺奖的任何其他经济增长理论都更有解释力，也是笔者一直在寻找“关门弟子”来发展和完善的起点。只有对诺奖级别理论的缺陷说出具体有力的道理，才能破除世人对诺奖和洋人的盲目崇拜，也才能鼓起国人终结“买办型学术”或“综述型学术”的勇气。

（方绍伟先生系旅美制度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中国不一样》等书，另有《经济学的观念冲突》《经济增长的理论突破》即将出版。个人微信号：FangShaoweiFrank。个人微信群：读者实名提问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