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是新旧世纪交替的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划时代的一年。帝国主义列强组织起来的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联合进攻，使中国再次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同时它也对中国革命起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联军的暴行面前，少数当权的满人贵族和汉人封疆大吏卖国自存，屈辱自保，暴露了封建主义是民族救亡斗争的最大障碍。反帝必须反封，必须首先推翻满清政府。义和团运动悲剧性地表明，旧式农民的反抗斗争已经难以完成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于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孙中山从此不再感到孤立，赢得了愈来愈多的同情和支持。八国联军的组织者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革命的反面教员。这也是我们应该具体研究帝国主义者们这场盗贼活动和暴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说的只是过去一般研究中所忽略的沙俄这个首席反面教员的作用。
（一）
一九○○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谁是元凶？一般教科书大体是这样排列，即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英国打头，因为它首先组织了西摩尔联军；但它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人们也把瓦德西作为主犯，因为他是八国联军总司令；但他在联军进入北京后才到达中国。也有把日本列为祸首的，因为进犯北京时，它出兵最多；但在此以前它并不占优势，而且沙俄也不承认它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始终积极活动，处于霸主地位的是沙皇俄国。
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际，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瓜分方兴未艾，都在窥测时机以攫取在华更大的权益，因此，对义和团运动表现了极大的仇视。其中沙俄尤为突出。沙俄驻北京公使格尔思向沙皇献策：“情况千钧一发，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他并向清廷总理衙门要求“速剿乱民”，“在义和拳还没有强固和还没有在集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时，有力地将他们镇压下去。”（《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5页）当时清朝政府正为义和团运动所苦恼，在沙俄的怂恿下，曾专门讨论了沙俄这一所谓的建议。
到了五月，沙俄又要求“代剿团匪”。清朝政府虽然非常惧怕崛起的人民力量，但对洋人也并不放心，所以对“代剿”没有作出反应。然而沙俄无视清政府的主权，竟然把“代剿”计划付诸行动。沙俄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远征舰队的奥列号（Orel）和塔木索夫号（Tamsoff）把作战部队、装备和粮食，从海参威源源不断运往旅顺；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舰队的十几艘军舰也调到渤海湾，然后又从旅顺南下，陈兵我大沽口外。
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这时也都忙于调兵来华，但无论在速度方面还是数量方面，都难与沙俄相比。到六月初，各国集结在大沽口拦港沙外的军舰共三十余艘，其中沙俄的占七艘，另外还有它的两艘鱼雷艇。此外，沙俄还调来了用于进攻的炮兵、骑兵、工程兵、铁道兵、步兵、浮桥队等多种兵种以及嗜杀成性、臭名昭著的哥萨克马队。这样，沙俄以它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冠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造成了“英暨各国咸以调兵需时，讬俄保护”其在华权益的局面，而“俄集兵既便，又受各国之讬已成东方领袖。”（《李文忠公全书》第9函电稿22）至六月中旬，沙俄从旅顺调运至天津兵力之多，已为中外瞩目。收在《李文忠公全书》的一封电稿中谈及：“闻俄调兵六千，号称代剿，已有二千到津。”下旬，又遽增。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泰晤士报》星期版披露，俄使馆通知美国务卿说：“四千名俄军已从旅顺调到大沽”，实际上，尚不止此。据《泰晤士报》的报导，实已达六千之数。及至八国联军自大沽登陆，也是沙俄军数目最多，据一九○○年七月六日《泰晤士报》载：
八国联军登陆人数（七月初）：
国 别 军官人数 士兵人数
德 国 44 1，300
英 国 184 1，706
澳大利亚 12 127
美 国 20 329
法 国 17 387
意大利 7 131
日 本 119 3，09
俄 国 117 5，817
总 计 520 13，506
对于这次军事入侵的策划，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现了异常的关心，亲自担任沙俄侵华军总司令，而任命陆军总长库罗帕特金为参谋长。沙俄虽然一再表示其“调兵赴华，只为保护公使，兼助剿匪，别无他意”，但鉴于沙俄半个世纪以来处心积虑侵华的昭彰野心，已引起了其他侵略同伙的疑虑。为了安抚其他同伙，它向美国表示：俄国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野心，俄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保卫俄国使馆的安全，并帮助中国政府镇压骚乱。并且说，这是它保卫边境的必要防卫手段（见《美国外交档案中国庚子拳乱之部》）。这种侵略逻辑，今天也还有人在沿用。
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八国联军的各国海军司令在俄国海军上将海尔德布兰特所在的巡洋舰露西亚号举行首次会议，策划如何发动这一肮脏的战争。会议所以在俄国战舰上召开，据说是“海君年岁居长，所以各提督均诣就之，盖欲共商进取之策也。”（《义和团》资料丛刊卷3，第268页）从此，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全部过程中，都打上了沙俄发号施令的印记。当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各国海军头目再次在俄舰露西亚号召开会议，“与海君再议攻守之计”后，海尔德布兰特就以联军的最高指挥官身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对中国施以恫吓，限令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投降，声称：“本提督以两造情愿之主张，或以兵力从事之目的，暂据大沽各炮台。该各炮台，至迟限于十七号早晨两点钟，一律退让。”并蛮横地说：“此系已决之事，望即达知直隶总督及各炮台官，急速勿延”（同上）。“两造”都“情愿”的神话，当然不能成为现实，它遭到了罗荣光等中国爱国官兵的拒绝。海尔德布兰特遂在俄舰扑尔号上开会，决定十六日下午三点，各国侵略军自战舰上强行登陆。
按预定时间，沙俄舰长多布尔乌尔斯基指挥俄舰三艘，即高腊支、机略克和扑尔克号和法、美、德等国军舰各一艘，一起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当即还击。俄舰高腊支号中弹，机略克号也被打中，引起部分火药间和一个锅炉爆炸，沙俄军16名丧命，67人受伤，一个海军上尉被击毙。沙俄自认“损失很大”，“伤兵折将”。联军亦公认：“俄国人的伤亡比任何国家都要惨重。”这是此次交锋中它所受到的惩罚。
占领大沽后，八国联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攻占天津。在进犯天津时，联军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公推俄国中将为上级军官，工作甚为协调。由于海军上将会议对一切行动有最高决定权，为了避免磨擦的发生，陆路军队的指挥官也应当与海军上将会议主席，即上级军官为同一国籍的。如目前情况，当为俄国人。”（吉·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这样，使沙俄又一次得到指挥权。在紫竹林、西沽、火车站、东局子等战斗中，沙俄都充当着主力军。天津英法租界因沙俄军的“保护”而得以苟延残喘。侵略者们同声“感谢俄国人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助，列强小小的远征部队，肯定是要覆没的。”（《泰晤士报》一九OO年六月三十日星期版）
但不可一世的沙俄军队与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一经交战，就遭到严重的挫折。马克里希在《天津租界被围记》中描述了六月二十三日沙俄进犯天津时被义和团包围的情景：“因为义和团使用盾牌，他们（指沙俄军一作者注）冲出包围，死四十人，伤二百人。沿着铁路线前进的俄国兵，遇到了主要的抵抗。”沙俄在失败后急速增兵。仅二十六日上午，就开来一个步兵团，约二千人，露营于东站附近，“下午另一部俄国联队抵津，在郊外露营。”由于屡遭失败，沙俄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不得不于六月三十日赶赴天津亲自督战。《中国和联军》中记载：“三十日早晨旅顺和辽东半岛总督，俄国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赶到天津。”“在他未到以前，大家不愿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因为他可能带来一些关于援军的消息。”（《天津租界被围记》）当时沙俄军在联军中的地位，及其在侵战进程中的元凶作用由此可以得见。
虽然有阿列克谢也夫亲自督战，天津城在清军和义和团协力防卫下仍然久攻不下。七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沙俄出动了五千兵力，和德国一起企图用强力打开通道，从城东闯入天津城，其他日、英、美、德等侵略军则从南面进攻，均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阿列克谢也夫供认，俄兵死伤二百多人，其他各国侵略军则死伤共约七百多。清军握有先进的武器，如能和义和团合力御敌，是可以打败八国联军的，况且八国联军也曾有过撤军的念头。不幸的是到了十四日，清军忽然背盟，退出了阵地，只剩下义和团孤军作战。这样，八国联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占领了天津城。地处天津城北门外的众多商店、总督和道台衙门、水师营等相继落入沙俄军手中。
攻下天津后，在各帝国主义间不断发生纠纷中，沙俄更巩固了它在联军中的地位。阿列克谢也夫以霸主身份多次召开会议，调解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其策划下组成了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由沙俄军官华格克担任这一机构的主要头目，对天津实行统治。此时在天津俄军已激增到两万多人，他们把掠夺得来的大批战略物资集中在天津、军粮城和大沽这三个点上，准备下一步进犯北京。这时，联军总司令名义上确定为德国瓦德西伯爵，而实际上瓦德西尚未到达，联军的实际指挥权仍在沙俄中将李尼维支手中。八月一日决定进犯北京的会议就是在李尼维支的营房里举行的。参加者除李尼维支外，有美军少将沙飞、日军中将山口素臣、英军中将盖斯里、法军中将福里和一个德国海军军官。八月三日确定了进犯北京的时间表；各国应参加的侵略军人数，总数为两万，俄军占四千，日军数目陡增，达到九千人。但打头阵的仍是俄国人，他们并且使用诡计保持进犯北京的主导地位。八月十二日八国联军占领通州后，俄军司令李尼维支讹称他不能行动，他的士兵必须休息，通知各国司令官说，要在通州休息一天。开始各国均不同意，经磋商后，才一致同意：十三日这一天用来进行侦察，十四日举行军事会议，商讨次日进攻北京的计划。然而，沙俄陆军少将瓦西列夫率领一营步兵和部分炮兵背着他的盟友，先期单独向北京开始了行动。《庚子中外战纪》中说：“十四日联军准备尚未完全，不意于十三日至十四日之夜间，早已与华兵开仗。俄兵前队至东便门，并未遇阻拒，以为可以暴攻，与通州无异。讵料在此血战，华兵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义和团》卷3，第308页）各国侵略军发现他们被愚弄后纷纷表示不满，但是沙俄却因此写下了抢先进犯北京的记录。它的财政部长维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仍然强调这一点：“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时，我们是同欧洲列强共同行动的。……我们率先进军北京。”“我们在日军的协助下占领了北京”（《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3页）。
（二）
沙俄这个野蛮的帝国主义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过程中所制造的暴行，同其他侵略军相比也是极其突出的，在国际上曾引起纷纷指摘，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也留下了难以消失的仇恨。
从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八国联军自大沽登陆，到八月十四日抢占北京，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沙俄军队所过之处庐舍为墟，和平居民惨遭杀戮者达数十万人，老人、妇女和儿童也无所幸免。
北塘本有万户人家，劫后只剩下三千户。
塘沽当时是一个有着五万多人口的城镇，后来成了一片废墟。
新河是一千二百多户的大村庄，被烧去了一半。
军粮城那时有三、四百户，包括杨台、苗街、塘□、刘台、李台五个村子，沙俄军队烧杀抢掠把它毁灭了一大半。杨台因靠近铁路，房屋全部被毁。
从大直沽到盐坨相距七华里多，中间的田庄、唐家口、小王庄、大平庄、李公楼、纪家楼等村庄，被烧得一干二净。
对于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场灾难，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来华后有过一番描述：“从大直沽到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描写之荒凉破碎。据余在津沽路上所见，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塘沽系五万居民的地方，已无华人足迹。”“至于饥荒疫病之先后继至，实已无疑可言。”（《义和团》卷3第18页）根据时人的记录，以及近年来在天津所作的一些实地调查，沙俄军队是主要的纵火者和杀人犯。《天津租界被围记》说：“俄国人见人就开枪，走过村庄就放火”。《庚子天津一月记》中说：“俄人所据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中国与联军》一书的作者指出了沙俄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本性：“沙俄军有一种癖性，就是毁灭中国。”七十年代还健在着一些劫后幸存的老人，他们对“穷老俄”所过之处留下的恐怖和仇恨记忆犹新：
“我家世世代代住在新河，沙俄在这一代的暴行，我是亲眼看见的。我们这里流传着一句话：‘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子庄，北塘三排枪’。”（许得祥一九七○年回忆，时年87岁）
“我家世世代代住在大王庄，八国联军攻天津，俄国兵最凶了。我逃了三次，都睡在开窪，没有逃掉的被俄国兵割去脑袋。”（孙启望一九七○年回忆，时年92岁）
“那时我家住在田庄。庚子那年，我才十岁，家里有爹、娘、哥哥、姐姐和我，共六口人。我们住在胡同里，见穷老俄来就关上大门，谁知他们往门上洒煤油，放火烧。大火封了门，穷老俄端着枪站在门口，见人冲出来就用刀挑死。我姐姐挨了一刀，没有死，就我俩逃出来了。我走到海河边一看，死人可多了，河槽里尸体都飘满了。”（吴桂荣一九七○年回忆，时年79岁）
无所不取地抢劫和盲目地破坏，也是沙俄这个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本性。他们需要以掠夺和抢劫支持和补充他们的军需。从军械火药到金银财宝，从大米白面到蔬菜家禽，从牲畜车辆到衣物，无一不在他们抢劫范围之中。阿列克谢也夫承认，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沙俄从东局子兵工厂、清军兵营中掠去了大量军事物资和财产，从李鸿章的衙门里抢走了三百多门大炮和许多贵重衣物。天津造币厂几百吨银子也被打劫一空。他们对于一切他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占有的人类劳动成果抱有一种敌视心理。俄国兵对那些不知为何物和不能携带的东西，统统破坏掉，它的野蛮与无知，给它的各国同谋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说：“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杨柳青一带的居民，遭到沙俄军一次又一次的洗劫，一位目击者在八月中、下旬记载下这些史实：
八月十五日，沙俄军窜到杨柳青抢劫了许多车马。
八月十七日，沙俄军和英美法日意军共两千人抢掠焚烧了独流镇，并在杨柳青掠夺瓜果、点心、烟卷、牛羊鸡鸭等。
八月二十日，沙俄军再次窜到杨柳青。
八月二十八日，沙俄兵六人，由子牙河窜入杨柳青，将高姓李姓的衣物抢掠一空。
八月三十日，沙俄兵十二人窜入杨柳青，将石姓衣物抢去。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特许其官兵公开抢劫三日。各国的官兵在抢劫上比他们的同伙虽都毫不逊色，而沙俄军往往独能以他们的强盗习性捷足先登。皇宫、颐和园、景山和京师大学堂，都被沙俄抢占。瓦德西在《拳乱笔记》中写道：“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处。其中冬宫一所，系落在俄人之手。”无怪乎《八国联军志》记载：“独俄于占据时刻努力异常，可知俄以占据为宗旨。”
景山禁地“则成了俄国的军营。哥萨克骑兵的小马和一峰孤独的无精打采的的骆驼被栓在山脚下的小树上。”学术中心京师大学堂“则成为李尼维支将军的司令部和参谋部”。故宫和颐和园的许多珍宝被盗运到俄国，足足可以开设一个堂皇的博物馆。据《拳乱纪闻》：“宫内贵重的物件为俄人携去者不少。”国际强盗们曾因在北京的抢劫和分脏不均而相互攻击，一时成为世界丑闻。一九○○年十月四日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曾为此给李尼维支发电说：“英国消息的电报说，我们在北京的军队，把宫中所有东西一律搬出来了。”李尼维支抵赖：“俄国军队始终占领着皇帝的宫殿，斯澈色尔将军还把所有宫殿加封，每一个宫殿都有守卫和哨兵，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宫殿，只允许公使和外国将军进内视察。”（《红挡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49页）但事实是，第一，在沙俄“保护”下，宫殿内的珍贵文物确是不见了；第二，李尼维支回国时除行李外，还带回大量的贵重物品，其他沙俄将军也带有各宫宅的物品回国。维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出了沙俄在这幕丑闻中的丑态：“许多私人住宅，尤其是皇宫，遭到劫掠。当时传说俄国的军官也参与了劫掠，我们驻北京的办事员也私下向我证实了这些传闻。我必须说，这真使我们丢脸。有一个中将因为攻克北京而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在返回阿穆尔地区驻地时，带来了从北京皇宫抢来的十箱珍宝。不幸的是这位将军的例子曾为其他一些军人所仿效。”沙俄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难掩人耳目，就是俄国的报纸也无法隐讳：“俄人所犯暴行一根据俄国报纸上俄国通讯员的记载，超出其他军队到现在为止所犯的暴行。”（《德国外交文件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3第169页）
列宁对于俄国统治阶级在中国犯下的强盗暴行表示过极大的愤慨：“他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宁全集》第4卷，第336页）
（三）
如果说在华北，沙俄还是混迹于国际强盗之中，暴行是在战争中发生的；那么随后在东北所发生的一切，则完全表现出沙俄对于我国领土的野心和国际恶霸行径。也正因为这一点，沙俄不仅在理论上是促使中国革命激化的反面教员，事实上也是由于沙俄霸占我国东北的企图和行为而引起了全国规模的拒俄运动。这个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为资产阶级革命向全国范围的扩展作了准备。
多年来，沙俄一直想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不冻港。1898年获取旅顺，这一夙愿得以实现。但这只是它加紧侵华的一个步骤。它要的是“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接着，它以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使哈尔滨成为它的总兵站，并在铁路沿线驻扎上军队。在吉林也驻兵十多处，为把魔爪伸入中国东北时刻窥测时机。
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向东北蔓延时，沙俄立即以此为借口，宣称：“现在拳民四起，扰及路工，地方官不能弹压，除非速进兵保护兼助平乱，别无他法。”（《李文忠公全书》）七月，当华北战事激烈，沙俄便乘机悄悄运兵东北。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沙俄更迅速增兵东北。据《八国联军志》八月四日记载：“七月内有俄兵一万四千名由黑海奥得萨地方来津，尚有一万四千人前往旅顺。”同时，把在华北的大部兵力一万多人置于由北塘向东北方向的芦台、唐山、山海关等地进犯的战斗序列里，意图明显在于同东北的俄军连成一气，完成对于东北的全面控制，进而威胁中国的心脏地带。
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同时，沙俄在东北大举进犯，北满占领了齐齐哈尔，南满占领了营口、海城等地，随后发布布告说：“刻下俄兵因保护铁路起见，将次第遣兵占领满洲各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沙俄狡猾地提出三点意见：一、无意向中国索地；二、在东三省用兵，出于自卫，俟地方平静，即将该处俄兵退回；三、从北京撤军。前两点本是它一再宣传的老调，唯独第三点是企图把它的同伙们赶出中国，而后可以既成事实独占东北，进而独占中国的如意算盘。《清史稿·杨儒传》说得清楚：“俄佯议撤兵，而遣使人诣关东，掠吉林黑龙江地，达营口北”。果然，到了九月，沙俄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便宣称，凡是俄军足迹所到之处，都是沙俄的领土，公开宣布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右岸为俄国所有。十月，东三省已完全陷入沙俄铁蹄之下。随之沙俄以主权者自居，开始向东北委派地方官吏，向东北人民摊派繁重的税捐、差役，改中国地名为俄国名称，其目的，正象《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所深刻揭露的：“俄国资产阶级已拟定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
象华北一样，东北在沙俄军队的铁蹄下陷入一片恐怖与死亡之中。历史悠久的瑷珲城只剩下残垣断壁，嵩□的《洋事记册》中记载俄国在哈尔滨的暴行：“据六起四扎兰委参领承铨报称：哈尔滨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妇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杀者不下万户。”（《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207页）对吉林、盛京的毁坏也很厉害，沈阳故宫的图书挡案舆图和贵重文物被抢劫一空。当时侨居在俄属尼布楚、司特例律、伯力、和海参威等地的中国人也不能幸免，他们屠戮的东北人民，据统计，先后在二十万人以上。在海兰泡，一次被驱入黑龙江而淹死的就达六千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海兰泡惨案。
沙俄侵略者吞并我国东北的野心和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俄斗争，著名的抗俄英雄刘永和所率领的忠义军活跃于吉林省东南部辽宁省东部，他们以“御俄寇、复国土”为号召，坚持抗战达三年之久，“其东南一路，吉洞峪为险固之区，团练尤齐，聚旗往依者以千万计，可见人心尚固。兼之马贼纷扰，动与俄人为难。此时俄亦穷于收拾。”（《义和团档案史料》第642页）人民的斗争对沙俄来说，是无法克服的异常可怕的力量。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谈及沙俄在东北的狼狈处境：“在东北常有武器完备的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安。”（《义和团》卷3，第82页）沙俄陆军大臣对此也颇有感受：“住在南满的俄国军队是分散而被包围在敌视我们的中国群众之中。”（《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97页）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做策略上的改变。一九○二年四月和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军完毕。但到一九○三年，沙俄竟违约拒不撤兵，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多次集会，发起“拒俄”运动。他们慷慨演说，主张“力拒俄约”（《拒俄运动》第61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每次到会者达千余人。至四月上旬，已到撤兵第二期，沙皇政府不但仍不撤兵，反而变本加厉，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确保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四月廿七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呼吁抗击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到各界热烈响应。这样，“拒俄”运动成为全国规模的一次反帝爱国斗争。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用行动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拒俄运动，他们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洒热血、冒白刃，岸然挟万死不返之心”
（《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转引自《拒俄运动》第113页），不但有力地声援了国内的爱国运动，而且有很多人离日回国，直接参加斗争，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广大爱国者的思想在斗争中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看到帝国主义的凶恶和清王朝的腐败，认识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国。继而由拒俄而反满，由爱国而革命。这次运动是近代史上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交锋，它把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推向空前的高潮，为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全国规模的推进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