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2日，是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诞辰290周年。
都说中国人历来讲求中庸之道，从这个角度看，倘向西方思想界学习，一生追求政治平衡的柏克，本应是最大热门。
但吊诡的是，在中国大热的西方学者榜单中，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等必然上榜，还会有各种生僻的名字，但可以肯定，多数情况下我们看不到柏克。
然而，在思想史的谱系中，无论知名度还是重要性，柏克是一位连盲人都无法忽视的存在。现实何以让人如此匪夷所思？
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比较以柏克为精神标杆的国家（如英美），和那些轻视柏克的国家，其迥然不同的国运，足以证明柏克的重要性。
邪恶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善良之人无所作为
提起美国独立战争，我们会想起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大陆军的确是以少胜多击败了英军，但事实上，在战争的决胜天平上，英国王室的妥协值得一提，而柏克于此功莫大焉。
独立战争的起点，一般以波士顿倾茶事件为标志，作为辉格党的文胆、党内实际主宰者，柏克从一开始就站在北美一边，为捍卫殖民地人民利益不遗余力。
▲波士顿倾茶事件，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当英国陷入鏖战泥淖时，柏克发表著名演讲《与美国和解》，强有力影响了多数议员，让他们决定“放美洲一条生路”。随后，他又写下《致布里斯托首长的信》，此二者在终结战争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对美国独立运动的声援，尽展柏克的自由主义思想。
“邪恶之所以得逞，是因善良之人无所作为。”自由是柏克进行一切政治思考的前提。作为英国议会一员，按“阶级分析”论也属统治阶级，完全应该反对美国革命，因为那是要“颠覆”自己的。
然而即使冒着被冠以“英奸”的危险，他也要为北美张目，可见，柏克对自由的追求，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没有掉入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泥潭中。在自由与专制之间，柏克坚定地站在了自由一边。
这样一位极端热爱自由的好汉，怎么会被人称为“保守主义者”？甚至，最后还成了“保守主义宗师”？
谁让柏克那么热爱自由，却又偏偏在有生之年，遇到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呢。
用暴力制造凝聚力，必然造成暴力的滥用
法国大革命到底有多震撼？
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壮举”，让欧洲各地出现骚动，以稳定著称的英国也不例外，出现了一个风云人物——革命派牧师普莱斯，夜以继日地煽动英国人干两件事：支持法国革命和自己也搞革命。
1789年11月4日，普莱斯的布道辞《论爱国》发表，为法国革命唱起最强劲的赞歌。
就在全英国除了国王一人瑟瑟发抖、其他人似乎都在观望乃至期待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一件让人迷惑不解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柏克竟然站了出来，与乔治三世站到了同一条战壕。
当全世界都在为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欢呼时，柏克冲着全世界吼道：“法兰西是在用犯罪换取贫穷！法兰西不是为了她自身的利益而牺牲美德，她放弃了利益是为了可以出卖美德！”
堪称自由派旗帜的柏克，居然将大革命视为洪水猛兽？没错，柏克毫不掩饰对大革命的愤怒，但凡英语中能找到的下流话，在四百页篇幅中滚滚而出，很多人以为柏克疯了。
▲强烈反对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学者埃德蒙·柏克
撇去情绪性语言，我们看看柏克是如何抨击大革命的：
1，柏克认为，传统对秩序与自由至关重要，而大革命毁掉了旧制度与旧秩序，那么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
2，柏克认为，宗教是社会基础，攻击宗教的人自然是社会的敌人，而攻击宗教的法国大革命也必然是罪恶的革命。
柏克说道：“你们的独裁者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的，他们知道，谁畏惧上帝，谁就对别的东西无所畏惧。于是，他们就把那种唯一能够产生真正勇气的畏惧，从你们的头脑中斩草除根。”
3，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追求卢梭式人民主权，试图构建人间天堂，它追求一种纯粹的民主制，必然导向“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会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压迫会扩大到更多人身上，比王权统治残暴得多。
4，柏克认为，大革命精神导师卢梭的天赋人权是一种愚蠢的抽象权利，世上只存在具体的人赋人权，“那些形而上学的权利进入日常生活，就像光线穿过介质，必会发生折射。”
柏克指出，抽象理论无法得到经验的证明，而人类的政治实践变幻莫测，用抽象理论去指导具体的实践，极有可能导致理性的误用。
如上，正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要素：传统、宽容、审慎、经验，但它们所围绕的皆为自由。今天我们说柏克保守，正是在说他时刻在保守着英国的自由传统，“我们把自由权看作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
可笑的是，同样是为了自由，甚至是为了更深刻地阐释自由的真谛，对大革命的抨击，让柏克从自由派变成时人眼中的“爱国王贼”。
感喟的是，基于上述要素的开创性贡献，柏克在身后成为保守主义创始人，《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也成为保守主义最经典范本，更是保守主义诞生的标志，被公认为“抵抗法兰西疫病的良药”。
真正明白何谓自由，才懂得保守为何意
“反常”的表现、严厉的措辞，导致很多战友与柏克决裂，这其中包括后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和“美国体制之父”潘恩，更使他的评论者不知所措，更有甚者，将他视为人格卑劣、思想杂乱的政治投机者。
一切误解，皆因柏克异于常人的智慧和洞察力。柏克因对大革命的预言而在革命初期被嘲讽，然而正是这些预言，最后反馈给柏克至高无上的声誉，也让欧美诸国纷纷扑向柏克思想，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
为世人所称道的柏克预言，第一，是法国社会秩序的崩溃。柏克认为，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以破坏传统秩序与社会价值为前提的，必将造成疯狂的革命激进主义，而这种激进主义会不断以革命的形式反噬革命本身。
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严丝合缝地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广场的断头台忙得脚打后脑勺，不断有反对派被推上去，然后是推他的人再被推上去，革命恐怖循环往复。
第二，是预言拿破仑专政的出现，则让柏克被惊为天人：“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军队将会基于其人格魅力而服从他的调遣……最终那个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柏克辞世两年后，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官，不久便登基称帝，“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出现，唯有它才能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对拿破仑称帝的非凡预见，成为“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
美法革命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但却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革命，后者是乌托邦革命。
美国革命者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另外，即使强调“平等”也只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而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完全是靠断头台来实现的。
柏克的智慧，就这样体现在一系列对常规认知的颠覆上。比如谈到自由的来源，他说：“自由是我们的继承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与卢梭的“生而自由”绝不类同，柏克强调的是继承性，卢梭则表明一种抽象的人权。
当所有人都在争论哪种权力更好时，柏克说：“与权力的形式相比，对权力的限制更为重要。”
关于民主，他说：“我憎恨专制，尤其憎恨多数人的专制，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他认为，由于整日忙于生计，不可能有闲暇从事智力的训练，“如果蜡烛匠等类人被允许个别或集体上台统治，国家就会遭受压迫。”
关于审慎，他说：“审慎在所有事务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则是首要美德。”
关于秩序，他说：“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共存，而且与秩序和美德共亡。”
当代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指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受到过柏克精神的浸染”。
柏克的努力，不仅避免了英国宪制的法国化（激进化），今天的人们也多从美法两场革命的结果中，切实感知到了两百年前一位先知的巨大智慧，并汲取到了足够警醒当下的教训：
在保守（自由）主义的理念护佑下，独立后的美国，200多年来一直是在扎扎实实为民众创造自由和美好的生活；
▲美国制宪会议
相反，法国的政治社会秩序，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多次拉锯，直到1958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才算尘埃落定。
今天，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主国家，保守主义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架构、反集权的组织架构，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可与应用。
保守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历程
回到本文的篇头，为何在中国我们看不到柏克？或者说，与其他主义相比，几乎看不到保守主义的影子？
第一，在中国的语境中，“保守”是个贬义词，“抱残守缺，不知进取”，提到“保守”，很多人的脑海里，第一时间也许会浮起辜鸿铭梳着小辫儿的头像。
第二，即使是那些有能力抛开旧有语义及陈腐历史观的人，在他们的认知中，像英美那样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或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一个旧事物中的优良者所存不多，有什么值得“保守”的？
保守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冯克利先生，对此给予了回答：
针对第一条，保守主义里的“保守”是动词，它所保守的是“自由”，而非霉菌残渣；而保守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
厌恶频繁变化是人的天性，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可见，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
针对第二条，中国的自由传统虽然自古以来就很稀缺，但并不等于国人在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印记很少。自由不是来自于西方，而是来自人性，而人性是不变的，我们现在爱自由，我们的祖先也一定爱自由。
何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自由传统仅仅来自本国，三四百年之前还没有美国，哪里来的“固有的”美国自由传统？
我们还要加上第三条：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真正“开眼看世界”时，能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很快，中国学习启蒙的对象就从崇尚“保守主义”的英美转向了崇尚“激进主义”的苏俄。
而柏克告诉我们，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激进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在激进主义长期占据主流的情境下，其天敌保守主义如何有可能发展壮大？
然而，说到底，中国的变革，根本上是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变革，这就需要我们明确一个思想根基，这个根基应该是什么？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这个根基那就是保守主义。
杨小凯说：我们不能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怪圈中，必须要从这种历史的循环的链条中走出来。
“必须反对职业革命家那样的极端政治，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英美保守主义，去学习如何用站得住脚的经验，去建立一个公信力的国家。我们争取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但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而不是纯粹的革命家。”杨小凯如此解释。
也许现在言说保守主义还信者寥寥，但柏克早就抛出过一个著名的“柏克定律”，两百多年来，没有哪个国家能摆脱它而独存：
通过暴力建立的现代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自由传统，回到良序的轨道上来，方能繁殖养育，长久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