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16年，您的《一百人的十年》再版，这本书写了没经过文哥“十年”的人对那段历史的态度。这些年轻人，在对历史的态度上，哪一点让您感触最深？
冯骥才：淡漠。但我觉得不怨他们，怨我们。
记者：“文哥”十年过后，“伤痕文学”兴起，您也是那股文学潮流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伤痕文学”多停留在对历史的控诉和个体的诉苦上，如此面对历史，您觉得够吗？
冯骥才：我觉得，历史更需要的是反思，但我们做得不够。当然，这也跟我们时代的突然转变有关系。现实充满了新的问题，也充满了新的魅力。所以，文学开始被这个东西吸引。当时，国家也希望文学能推动改革。慢慢地，文学就转向了。
记者：可否说，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对历史的反思，实际上，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
冯骥才：就是这样。忏悔是人性中的复苏，也是社会进步的历史良机，但被我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一旦错过，十倍的力量也无从挽回。
记者：缺了这一段，有何弊端？
冯骥才：一个民族，不怕它犯错误，就怕它记不住教训。如果记不住教训，那些损失掉的东西，才是真正损失了的。只有记住教训，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一个民族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记者：对那段历史如此审慎，是否意味着最佳的反思时机未到？
冯骥才：对特殊历史阶段的“反人性”，如果能深刻反思，我们的民族，就会更人道主义、更人性，更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知道爱是什么，琢磨琢磨这些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这些东西不反思，觉得反思似乎造成思想混乱，或者会被利用，认为是对政治的一种否定，或者怀疑，带来的结果可能更可怕。
不能掩盖历史错误。这跟有病不治是一个道理。其实，就像癌细胞一样存在自己身上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发作出来。
面对历史，诚实是最合适的态度。对历史，德国的诚实值得学习。我曾写过，面对历史，跪着的德国人比站着的日本人高大。
“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对社会有矫正功能”
记者：有人说，某些特殊历史阶段的“遗毒”，迄今还对大家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冯骥才：没有肃清的那十年制造的“人性恶”，在今天充斥着利益博弈的市场化的社会里双倍发酵了。你看网上，很多语言，“我非得把你弄臭了不可”，就跟那时候一样，词儿都一样。我不用棍子打你，不抄你家，但用语言暴力把你毁了。“非得把你拉下来，才解气”——就是那种心态。当年有的人不就是“凭什么你们家好？我非得以某个名义，把你们家抄了不可”。另外一拨儿人少不更事，别人告诉他这是“革命”，他们就跟着瞎胡闹。
记者：您强调历史反思中知识分子的作用。
冯骥才：诚实地面对历史，对当下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教育不是由上而下的，教育的本质是启发。
我所言的反思，不是那种政治功利的反对，而是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曾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对一位国家领导人说，希望中央领导能够理解艺术家、知识分子，大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都希望我们繁荣富强。在这一目标一致的情况下，请允许知识分子说出和政府官员不一样的话，甚至于说出相反的话来。
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对社会有一种矫正的功能。但必须是独立的、前瞻性的判断，才有价值。顺向思维没有价值。前瞻，常常和现实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