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背后的伤痛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DNA。
中国的历史，是不断被野蛮摧毁和重建的历史，也是汉人不断南迁的痛史，汉语的每一个字都精确的记录了这段汉族历史的血腥与伤痛。 影视剧里，人们总爱笑话日本兵讲汉语“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假设日本鬼子一直占领中国，那么今天日本人的蹩脚汉语就会成为通用语言。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实际上早就发生了：现在通行的普通话，其实是“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鲜卑族、女真族”等等游牧民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这些人成为统治阶级后，他们这种鹦鹉学舌的汉语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国语，而纯正汉语的发音完全出乎你的想象。汉族以及汉语大致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境内虽然方言众多，但汉族统一后的语言——“雅言”逐渐成为了汉语的正统。 西晋末年，匈奴等五胡在晋室内乱之时攻陷洛阳，史称“五胡乱华”。中原汉人纷纷南渡，越过淮河或越过长江，主要落户在了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等省，晋室也迁至现在的南京。 这些中原士族同时也把洛音也带到了江淮一带，与当地土著的吴语产生交融。而此时的中国北方则是一片种族混乱屠杀的状况直至最终形成汉胡混血政权。中国就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了长达近300年的南北朝对峙，中原汉语也“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作为汉人的王朝，传承了中原的文化，史称“六朝文化”，而当时“南染吴越”的金陵音成为中国的官话。 隋朝统一中国后，与秦朝一样，仅仅传了两代就覆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唐朝。 隋唐的都城都在关中西安一带，金陵音与长安音则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最终长安音占据了上风。日本人在六朝的时候就输入了南京的“吴音”，到唐朝时，日本人重新把长安的“汉音”带回日本，形成了现在的日语。 唐末北方战火纷飞，大量中原居民南迁，经历五代，宋朝建立。因宋都在开封，所以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所称“宋音”、“雅言”或“中州音”。随后金灭北宋，宋迁至杭州，即南宋。大量的中原人迁至杭州、南京、扬州一带。 南京、扬州作为吴语的北缘，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原音，并逐渐脱离吴语，慢慢形成了后来的“下江官话”。 随后蒙古灭南宋，入主中原。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实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以至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几乎成为无人区，黄河中游的“中原音”也完全覆灭。 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头彻尾的亡国，南宋的军队和政权被蒙古人一直追杀到广东崖山，几十万南宋军队在海上与蒙古人决战并全军覆没。自此起，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汉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的、彻底的丢失了主动权。蒙元国祚不到百年，明朝建立。因蒙古人的屠杀，到明初中国的人口极度不平衡。明朝从因位于山区而得以保存人口的山西迁移大量人口至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从江南迁移民众至江淮，并从湖广调人填四川。 彼时环视中国，河洛早不是那个河洛，齐鲁早不是那个齐鲁，燕赵早不是那个燕赵，整个北方都不同程度的被胡化，而尤以蒙元大都（今北京）附近为最，最后一个汉人的首都杭州也相当程度的被越人和吴语所同化。只剩下南京、扬州、镇江一带才保留了一些相对纯正的中原人的血脉和语音。明朝诏修《洪武正韵》，以宋朝中原雅音为正，事实上以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这就是明朝的官话。 事实上，今日人们所能够清晰的追慕到的最远的痕迹就是明朝，无论是文化、语言、艺术还是建筑。因为让中国第一次彻底“亡国”的蒙元就像一把刀，很大程度上斩断了中国近古与中古、远古的联系。明朝让人们能够隐约触摸到宋朝以及宋之前的痕迹。 朱棣上位之后，明朝迁都北京。但整个明朝，南京都保留着与首都同样的建制，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大量的人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 明末，满清入关，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这在江苏一带遭受到了最强烈的抵抗。于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等等，满清在长江下游制造的屠杀惨案不断，而这里正是自南宋以来中国千年的文化、经济中心。
 满清入关后，中国的总人口降为明末的一半，北京迅速被满化。满人开始学说汉语，但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这些都是满人阿尔泰语系的特征。满人这种北京的内城话最终蔓延到了整个北京，到清朝中后期，这种方言最终战胜了作为明朝官话的下江官话，成为清朝的官话，乃至现在普通话的基础。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从保存至今的利马窦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明代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满语的先天残疾摧毁了汉语，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日本人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发音渐渐成了满清官方的通用官话。 后来，民国替代了满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再造华夏。而且与东晋、明朝一样，新的汉族政权同样定都在南京。这也印证了，南京一带更能代表汉民族那多遭劫难、几乎遗失的因素。 民国之后，首都迁至了北京，中国的一切开始以北京为中心而构建。某种程度上，这造成了一种有悖于民国努力方向的“反汉化”。随着新“普通话”的推广，人们逐渐远离并忘记了自己祖先曾经使用过的语言。 中国的官话，就像两个轮回，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金陵；然后再到长安，到洛阳，又回到金陵。在这个轮回变换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中国官话的各个瞬间被中原的移民带到了东南沿海各省并以某种方式保存了下来。 比如，据说客家、闽南话就非常接近唐宋的官话，而粤语则比较接近秦汉时期的关中话。但东南沿海各省因为位于丘陵地带，位置偏远、人口较少，交通也很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迁移并没有政权的跟随，故而终究难以左右中国的主流，他们所保存的语言也难以反哺那个不断动乱变迁的中原。
回到现在，再看看如今的下江官话，这个接近明朝官话的方言，语言学者们一致公认扬州话是最理想的国语，因为扬州话声音好听，保存了汉语的重要特征入声，而且使用范围较广，这证明扬州话可能最接近明代汉族人的普通话。 有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叹息也好，扼腕也罢，都已经无济于事。经过蒙、满奴役了三百多年的汉人，到清末的时候，已经从汉唐的子民沦为贫困的半野蛮人。而中国现在的官话，恐怕是再难动摇了。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正式做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决定，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三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备注：官话是以之为母语的人口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汉语一级方言，名称源自中国古代对汉语官方标准语的称呼，古代使用的汉语在周朝称“雅言”，到了明清时已称“官话”，1909年则定称“国语”，1956年开始称“普通话”。 “官话”的词义，现今既可以指“汉语官方标准语”也可以指“汉语官话方言”，词义视上下文而定。官话可细分为八种次方言：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其中以西南官话为母语的人口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