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奥尔森发表了一篇题为《独裁、民主与发展》的论文，讨论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趣的是，他引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割据的历史。在当时的中国，大小军阀的割据与混战非常厉害。一个地方今天被你占了，明天又被他占了。如果这种状况得以持续，这些地方实际上就会沦为大小军阀的流寇统治。本来老百姓在搞生产，包括种植庄稼和饲养家畜等。突然，流寇来了。流寇们不仅互相交战，而且打完之后还把附近的村庄洗劫一番。
这种流寇统治对经济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流寇统治的最大问题是破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激励机制。简单地说，农民之所以春天播种，是因为预期秋天能够收获。流寇统治带来了什么问题呢？种地的是一个人，收获的是另一个人。因此，流寇统治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迅速下滑。为什么长期内战通常会死很多人？并不是说内战中被打死的人有那么多，而是内战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其生产系统被迅速摧毁了，所以会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就在这种政治混乱的情形里头，有个别地方的治理开始出现好转。原因很可能是流寇中的某个强有力者把其他流寇都赶走了，他自己摇身变为坐寇。坐寇为什么可能强于流寇？因为坐寇发现，倘若自己依靠武力以抢劫为生，就没有人从事生产了，老百姓都逃亡了，经济也就完蛋了。经过理性思考，坐寇发现这样是没有出路的，统治无法长期维持。所以，他下令任何军人不得再抢劫任何财物，但同时规定辖区内的每一住户须按一定税率给他缴税，比如大致按每亩地平均收成的10%缴税。
与流寇统治相比，坐寇统治怎样呢？无疑，其社会激励机制要好得多。所以，大家就有了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力，大约只需要把10%的收成作为税收交给统治者。这个统治者由于有税收需要，所以他希望经济能够发展。当经济发展时，他的税收收入也能相应增加。因此，坐寇统治要强于流寇统治。
但是，坐寇统治仍然有它的问题。从逻辑上说，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坐寇会变得极其贪婪，甚至会极不理性。比如，他可能会制定非常高的税率，甚至还采取变相的掠夺手段。对辖区内富有的阶层或较大的企业，统治者可能想征收他们的财产。这样，当统治者变得贪婪时，“统治之手”就变成了“掠夺之手”。
坐寇统治的第二个问题是每个统治者都会死，这就面临坐寇代际更替的问题。假如统治者有生之年考虑要把位置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假定他能顺利传给下一代的话，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统治者是代际关系中的利他主义者吗？简单地说，这个统治者只考虑自己的现世享受呢，还是考虑“子孙后代江山永固”的问题？或许有统治者像关心自己的福利一样关心自己子女的福利，这样的统治者会更加深谋远虑和审慎节制。但是，大家都听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言——“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结果，在路易十六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统治者并非总能做到深谋远虑和审慎节制。
因此，尽管坐寇统治要比流寇统治好，但并非是一种理想的统治形式。只有把统治者的权力放到宪政民主的框架中，统治者才不会胡作非为，长期持续的繁荣才有保证。换句话说，坐寇或统治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统治者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宪政的简单理解就是“限政”，即限制政治权力。当然，与宪政密切相关是民主的办法，即辖区内的居民对由谁来统治拥有投票和选择权，就是由被统治者来决定谁可以统治大家。因此，通过宪法和民主的方法来决定统治规则，才更有可能实现持久的繁荣。当然，从经验来看，民主政体是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奥尔森的言说逻辑无疑是可信的。作为经济学家的奥尔森认为政治非常重要：如果统治和统治者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持久的繁荣是不可能的。